该书是国内第一本也是目前唯一一本系统介绍QCA设计原理和应用的方法书。拉金教授开创的QCA方法超越了定性与定量的界限，通过将案例视为条件的组态，用条件组态取代自变量、组态思想代替净效应思想、集合关系代替相关关系，整合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优势，使社会学研究从线性分析步入到了一个“集合”分析的时代。QCA方法使得因果复杂性分析终于在方法实现上得到了有效支撑；由于结合了定性与定量分析的优势，这种QCA方法既适用于小样本、中等样本的案例研究，也适用于大样本的量化分析，并大大提升了理论的实践切题性，使组态比较分析在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传播学、营销学等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作者简介查尔斯C.拉金（CharlesC.Ragin），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校长讲席教授，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社会学博士。拉金教授在社会领域有很多重要贡献，其中一个是他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突破了定性与定量分析的传统划分，对因果复杂性的分析。同时，开发了应用于定性比较分析（QCA）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的软件包，以及一系列方法书。他已在北美举办多场QCA方法的培训。
伯努瓦里豪克斯（Beno?tRihoux），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教授，他在比较研究方法上处于领先地位。他已经在欧洲、北美、日本等讲授比较分析方法。他的研究领域包括组织变革等。
译者简介杜运周，管理学博士，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与制度逻辑理论、创客空间与创新创业、衰落组织的战略选择、组织合法性、转型背景、本土逻辑与新企业成长战略以及QCA方法等，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1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1项等，ManagementandOrganizationReview、JournalofInternationalMarketing、InternationalBusinessReview和《管理世界》等国内外期刊上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
组态比较方法的增长潜力--伯努瓦里豪克斯教授、查尔斯C.拉金教授
我们很开心能为这本组态比较方法的中译本写序。事实上，该书最初版本的种子来自亚洲，当时本书的贡献者们在年7月于上智大学（东京）的“比较社会科学国际会议”上讨论了组态比较方法的概念，在这个会议上，来自全球各地的社会科学家就定性比较分析（QCA）领域的新近发展进行了辩论。东京这次高质量的辩论，以及我们观察到的现象，即QCA正迅速地扩张，是我们出版《QCA设计原理与应用：超越定性与定量研究的新方法》这本书的主要驱动力。
《QCA设计原理与应用：超越定性与定量研究的新方法》中译本的出版提供了一个机会，让学者们有机会去思考QCA这种组态比较方法（CCMs）的发展现状。组态比较方法的基础性假设是什么？以鸟瞰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列出七个关键命题：
（1）QCA既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一套分析工具，它在方法上兼顾了“组态比较”和“集合论”。它将社会现象看成属性的复杂组合，并依照集合关系将它们概念化。
（2）QCA以“基于案例”的方式利用是最好的，也就是说，QCA的运用需参考案例的具体信息。但是，由于QCA基于计算机的算法，它也有可能处理大量的案例。它为在可比较的案例间（跨案例分析）发现系统的相似性和差异提供了一套强大的分析工具。
（3）运用QCA方法能够检验案例内前因因素（被称为“条件”）的核心组合。
（4）QCA是“结果驱动”的，它使得研究者能够着手分析如下问题，这些问题起源于对某一实证对照的观察（例如，一个商业公司成功的相对水平等）。
（5）QCA允许通过识别导致相同结果的那些不同的情境特定的因果路径来评估“多重并发因果关系”。
（6）QCA使得研究者能够降低复杂性，即能够实现更进一步的解释性简约，但研究者可以确定自己相对简约性而重视复杂性的程度。
（7）QCA是一种研究者高强度（而不是“傻瓜式按钮”）的方法，它最好以迭代的方式使用，在分析的连续阶段不断引入基于案例和理论的知识。
总之，这七个命题至今仍是有效的，每个命题都是一个潜在的“切入点”。这是学生或研究者为什么使用QCA的原因。因此，我们想要强调，CMMs的切入点并不只有一个。例如，从事“小样本”“中等样本”或“大样本”研究情况的学生和研究者均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有针对性地开发CMMs的潜力。在仅有几个案例时（少至五或六个），以更深层次的、案例导向的方式去利用QCA的分析能力也是可行的。同样可行的是，使用QCA的集合理论杠杆去分析较大规模数量的数据集（如调查数据、宏观经济数据等），并提出与传统主流统计分析非常不同的“因果叙事”。
进一步，我们想要对中国的QCA使用者们强调，QCA可以适用于多种不同层面的案例：个体或小组（微观层面）；组织、公司、网络或政策流程（中观层面）；整体的大规模系统诸如国家、政治制度、监管制度等（宏观层面）。此外，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应用QCA：探索数据；产生分类；测试因果理论或假设；测试命题或猜想；开发新的理论。QCA既可以以“低技术”的方式使用，例如通过生成一些简单的基于集合的类型（通过相当简单直观的“韦恩图”来表示），或者以更数学的形式来使用它，特别是最近fsQCA（模糊集QCA）程序中所做的改进。换句话说，我们想要传达给中国读者的要点是：来自不同学科的不同类型的学生和研究者可以有意义地应用QCA并在使用它时发现它的增值内容，无论是那些受过更多“面向案例”的传统训练的人（寻找工具来扩展他们的观点以超出极少数案例的情况）还是那些受过更多“变量导向”的传统训练的人（寻找源于多个观察点数据的替代分析方法）。
从年至今，QCA方法有许多进展。总的来说，很明显，QCA的工具箱已经得到扩展并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在数十项意义重大的创新中，这里列举几个在过去几年里有较大进展的例子：①根据经验案例数和条件数之间的最佳比例来定义“阈值”；②程序的发展有利于开展有意义的集合隶属度“校准”（根据案例和理论知识设定阈值）；③使用QCA开发“多方法”设计的进展，特别是使用QCA进行深入的单案例时序分析；④必要性/充分性和集合关系的更加精细的观点发展，包括QCA程序中的新系数和新步骤；⑤测试更复杂的模型的可能性，特别是考虑到了“多层次”或嵌套现象。
在过去几年间，学界对QCA也有一些批评，特别是一些主流的定量研究者。我们相信，这些批评已经被有理有据地反驳，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也认为这些有活力的批评恰恰指出了一个事实：即现在CCMs以及被认为是数据分析方法领域中的一个严肃的“竞争者”。事实上，目前在许多领域内CCMs已经变得更加正当合理了。它们从比较宏观社会学和比较政治的交叉领域起航，但在过去几年间，QCA在许多其他领域中的应用迅速扩张，如比较政治分析；广义定义的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包括地理、健康研究、发展研究等），特别是组织研究和管理研究。事实上，～年，管理领域已经成为发表QCA论文数量最多的学科，这个结果并不让人惊讶，因为管理领域很多问题本质上是“结果驱动”和“组态“的问题。当然，有些团队也开始尝试将QCA拓展到更广泛的领域，比如医学和流行病学，并且，在学术工作之外，越来越多的咨询顾问、项目评估人、政策顾问等也开始探索CCMs工具箱的潜力。
我们希望，这一十分及时的中译本将使更多的学生、研究者和从业者能够开发CCMs的多方面潜力，并且与越多越多的、整个世界范围内的QCA社区的开发者和用户建立连接。目前，QCA开发人员和用户通过国际COMPASSS网络连接（中科获“聚力共健”品牌影响力北京那家白癜风医院最好